从法律的角度，现实中并不存在真正的“私家侦探”。早在1993年，公安部就曾发布《关于禁止开设“私人侦探所”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》。原国家工商总局也曾明确指出，严禁私人开办侦探业务，市场监管部门至今也未批准过以“私人侦探”作为经营范围的企业注册登记。因此，现实中所讨论的“私家侦探”行为，用民间调查来形容其实更为准确，多指向的是以“咨询”等为名义开展的非官方的调查取证工作。
当然，法律禁止的是以私家侦探名义进行的登记注册行为，并未明确禁止当事人委托其他个人或者组织从事协助证据调查活动。因此，“私家侦探”的客观存在并不能一刀切地等同于违法。其性质的界定，主要还是要依具体行为而论。比如，在调查手段上，一些通过跟踪、偷拍、窃听等方式来调查，就涉嫌违规获取个人信息；而一些甚至打着私家侦探的噱头搞诈骗，更是直接违法。但由于相关法律的不完善，对这类行为的有效规制明显不足。并且，很多被委托的“任务”及实施的调查行为具有相当的隐秘性。于是，“深圳市私家侦探”行业也就在事实上成了一种游离在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。
由此，从现实出发，对于私家侦探行业，有必要作出针对性的规范。比如，目前只是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，但对实际从事“私家侦探”的行为并未有明确规制。像到底哪些委托是可以通过“私家侦探”来完成的，并且其所获取的“证据”又会否得到法律的承认？在开展调查活动中，相关调查行为的边界在哪？从事该行业，是否需要特别的资质？诸如此类的关键疑问，尚需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。这对行业的健康发展还是委托方而言，都是必要的。
不过，要注意的一点是，“私家侦探”行业的一些乱象，可能也暴露了部分其他行业的“潜规则”。甚至说，“私家侦探”的诸多业务，正是建立在其他行业的漏洞之上。比如，不少“私家侦探”宣称能够获取他人社交账号聊天记录、开房信息、银行流水等隐私信息，并且都是明码标价。这看似是“神通广大”，实际不过是充分利用了一些行业的管理失范。就此而言，要规范“私家侦探”行业，显然也离不开提升其他一些关联行业的整体规范程度。说到底，“私家侦探”并不具备什么“超能力”，它不过是最大化地钻了一些社会领域的空子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在看待“私家侦探”的问题时，就会对其复杂性有多一层的体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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